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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墓葬考古中发现了大量晋唐时期的文书，体现出当时民众对文书书写规范遵循甚谨。在官私文书书写过程中注重书写形式，体现出实用意识、法律意识、防伪意识等。西晋末年，五胡入华，中原板荡，部分世家大族西迁，经河西走廊到达高昌。故今河西地区出土文物与吐鲁番考古所见有诸多关联。其地居民本是“汉魏遗黎”，虽孤悬近两个世纪，但行用与中原王朝相同的典章制度而稍有损益，奉中原正朔等。出土官文书充分体现了中古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行之有效的文书行政，非官方文书在书写意识方面充分彰显其对汉文化的传承。
Abstract：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from the Jin and Tang period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urpan tomb archaeology,reflecting the strict adherence of the populace to fundamental writing norms. Both official and private documents emphasized formal writing conventions,demonstrating practical consciousness,legal consciousness,and anti-counterfeiting awareness. During the late Western Jin dynasty,the Middle Kingdom was in chaos with the invasion of the five minorities,some prominent families migrated westward through the Hexi Corridor to Gaochang. Consequently,artifacts unearthed in the Hexi region show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Turpan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area were originally the“a remnant of Han and Wei dynasties”,although isolated for nearly two centuries,but practiced the sam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ose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with some slight gains and losses,and was loyal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The excavated official documents fully reflec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ocument-based administratio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while non-official documents highlight the inheritance of Han culture through their writing consciousness.
(1)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
(2)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卷），第262页。
(3)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卷），第247页。
(4)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卷），第571页。
(5)张铭心编著：《吐鲁番出土墓志汇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70、277、286页。
(6)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卷），第498-499页。
(7)黄正建：《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保证语”浅析》，《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
(1)[日]西嶋定生著，姜镇庆译：《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实施均田制的状况——以给田文书和退田文书为中心》，载[日]周藤吉之等著，姜镇庆、那向芹译：《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2页。
(2)[日]西嶋定生著，姜镇庆译：《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实施均田制的状况》，第175页。
(3)[日]西嶋定生著，姜镇庆译：《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实施均田制的状况》，第279页。
(4)《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卷，第504页。
(5)《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卷，第15页。
(6)《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卷，第199-200页。
(1)《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叁卷，第229页。录文本第六册书前有清晰黑白图版，文字说明为“书札封面”。
(2)吕博：《唐西州前庭府卫士左憧憙的一生》，载《唐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7-430页。该文第424页将瀵舍之姓系为“左”，即二人为兄弟。可从。
(3)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贰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72-173页。
(1)《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卷，第132页。
(2)《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卷，第259页。
(3)《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卷，第65-68页。
(4)顾成瑞：《韩国国博藏〈唐仪凤四年金部旨符〉残卷释录与研究》，载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2-85页。李亚栋：《吐鲁番晋唐墓葬葬具文书出土形态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5)《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卷，第571页。
(6)《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卷，第580页。
(7)《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卷，第581页。
(8)《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卷，第92页。
(9)《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卷，第524页。
(1)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0页。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7-148页（录文）、图三。沙知、[英]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第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30-331页。按：因文书上部残缺，“樊桑儿”之“樊”字，仅残存中下部分，郭锋录为“兴桑儿”，陈国灿录为“安桑儿”，均误。
(2)孟宪实：《书评：〈吐鲁番出土文书〉壹、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3页。
(3)《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卷，第489页。
(4)荣新江、孟宪实、李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33、57、60、61、84、258、305、310、329、349、353页。
(5)《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3卷，第568页。
(1)荣新江、史睿：《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中华书局，2021年，第507页。图版见磯部彰：《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下册），东京：二玄社，2005年，第134页。注：经核对图版《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录文中将所画指节排于第9行保人之下，误。
(2)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刘后滨、顾成瑞：《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与唐代地方官府政务运行》，载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9-140页。
(4)《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2卷，第157页。
基本信息:
DOI：10.13874/j.cnki.62-1171/g4.2025.03.006
中图分类号:K877;K242
引用信息:
[1]李亚栋.吐鲁番晋唐墓葬考古所见汉文化传承——以出土文书的书写意识为中心[J].河西学院学报,2025,41(03):42-49.DOI:10.13874/j.cnki.62-1171/g4.2025.03.006.
基金信息:
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书写形态研究”（23ZCQ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