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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和帖木儿帝国是在蒙古帝国衰落之后相继兴起于亚洲东西两端的大帝国，其创建者都把自身政权合法性追溯到成吉思汗家族。朱元璋认为忽必烈是同于唐宗宋祖一样的中原王朝开创者，并使之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来源。帖木儿自视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蒙古三汗国的守护者，在其帝国实力大增之后，积极和明朝争夺蒙古帝国继承者的身份。但朱元璋自认其政权合法性的角逐对手是北元而不是帖木儿帝国，只是把帖木儿视作故元宗王一样的地方统治者。沙哈鲁继任锁鲁檀之后延续了帖木儿的对明政策，从政权和教权两层面同明朝争夺这一身份。朱棣无意和帖木儿帝国交恶，没有直面回应沙哈鲁对汗位统序的追溯，而是不失友好地宣示“天命”已从蒙元转到了明朝。
Abstract：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Timurid Empire were great empires that emerged o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nds of Asia after the decline of the Mongol Empire,and their founders traced their legitimacy to the Genghis Khan family.Zhu Yuanzhang identified Kublai Khan as the founder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like Emperor Tang and Song Zu,and made it a political source of legitimacy for his regime. Timur regarded himself as the successor of Genghis Khan and the guardian of the Mongol Three Khanates. After his empire greatly expanded,he actively competed with the Ming Dynasty for the status of successor to the Mongol Empire. However,Zhu Yuanzhang considered his opponent for the legitimacy of his regime to be the Northern Yuan rather than the Timurid Empire,viewing Timur as a local ruler like the former Emperor Yuanzong. After Shah Rukh succeeded Sultan,he continued Timur's policy toward the Ming Dynasty,competing with the Ming Dynasty for this identity at both the polit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evels. Zhu Di had no intention of making a feud with the Timurid Empire and did not directly respond to Shah Rukh's asser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Khan's throne,but amicably declared that the“Mandate of Heaven”had been transferred from the Mongol Yuan to the Ming Dynasty.
(1)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2)刘迎胜：《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3)洪武二十七年（1394）撒马儿罕派往中土的使臣抵达南京，并呈上奏表，用词甚恭敬，有些学者怀疑“这个二十七年的贡表，空前绝后，通篇都是纯粹中国式的阿谀之词，并非出自帖木儿大王之手，可能是明朝边吏的捏报”。但不管怎么说，此时明帖之间仍有使者往来，且畅通无阻。详见和田清著，潘世宪译：《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上）》，《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0页。
(4)《明太祖实录》卷244、24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539、3566页。
(5)刘迎胜：《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第67页。
(6)《明太宗实录》卷78、9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053、1241页。
(7)《明太宗实录》卷101、140，第1316、1685页。[法]阿里·玛扎海里，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35-69页。
(8)张星烺编注，朱洁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199页。
(1)[英]E·G·布劳恩：《帖木儿的一生》，《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1期。
(2)[法]布哇撰，冯承钧译：《帖木儿帝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2页。
(3)[苏]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
(4)[日]和田清，潘世宪译：《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上）》，《明代蒙古史论集》（上），第189页。
(5)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88页。
(6)关于傅安奉命出使及抵达撒马儿罕的时间，张星烺节译《武功记》曾提到：“洪武二十九年（西文译本作一三九六年，明使或于二十八年冬出发，故迟一年也）帖木儿在西红河（Sihun，即锡耳河）畔乞那斯城（Chinaz）度冬时（或为年初之冬），契丹国皇帝唐古司汗（Tanghuz Khan）之大使至。携带珍异礼物。大酋长导之入见，献呈礼物状书，并告远来之意。召见后，遣归其国。”这里记述了帖木儿接见的明使当即是傅安一行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冬当是抵达时间。至于傅安奉命出使的时间，《国朝典汇》记道：“（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命给事中傅安、郭骥使西域。”这也只是出使命令的下达时间，而不是傅安出发前往撒马儿罕的时间。万明据张星烺引《武功记》一文中“或为年初之冬”一句以及《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条文，把傅安出使撒马儿罕时间定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之前。但《武功记》译文“或为年初之冬”，本就是张星烺推断之语，若强断以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初之冬”，恐怕有些不妥。据英国学者E·G·布劳恩在《帖木儿的一生》中明确指出，帖木儿是在1396年7月18日由钦察汗国返回的撒马儿罕，可知所谓帖木儿所度之冬当是这之后的事，也即1396年冬。由于使臣在南京至撒马儿罕路途耗时1到4年不等，也无法根据路途花费时限推出傅安出使的具体时间。至于万明所说的《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条“未见提及遣使之事，因此，可知傅安等当于此前即已出发”的推断，也难以成立。这次没有提及遣使之事，很可能是使臣还没西返，而后傅安也很可能随这批使臣西归而出使西域。所以，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本文暂以《国朝典汇》的记载为准，即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徐学聚：《国朝典汇》卷70《吏部三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第265册，第435页。万明：《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7页。
(7)张星烺编注，朱洁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24页。
(8)[英]E·G·布劳恩：《帖木儿的一生》，《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1期。
(9)[苏]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第170页。
(1)张星烺编注，朱洁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第199页。
(2)朱新光：《试论贴木儿帝国与明朝之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总第18期）第1期。
(3)米尔咱·海答儿著，王治来译：《赖世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4)张文德、姜蔚巍：《中亚帖木儿王朝王权合法性的建构》，《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7卷第4期。
(5)蓝琪、刘刚：《中亚史》（第四卷），第271页。
(6)《明太祖实录》卷185，第2779页。
(7)张文德、姜蔚巍：《中亚帖木儿王朝王权合法性的建构》，《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7卷第4期。
(8)《明史》卷332《撒马儿罕》，中华书局，1974年，第8597页。明代史料中故元“诸王、驸马”常并列出现，多代指某处地方统治者，而不单指皇室宗亲。
(9)《明史》卷332《撒马儿罕》，第8597页。
(1)[美]鲁大维著，杨柳青、康海源译：《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4页。
(2)田澍、胡睿：《河西走廊：明朝成功管控西北疆域的锁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30卷第4期。
(3)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学术月刊》2020年第52卷第12期。
(4)正因为朱元璋对“天下为公”理念的推崇，使得“明代政治场域中存在为国家社稷而废黜皇帝的可能性”，也使社稷重于君的思想贯穿于制度设计理念与运作当中，尤其是在英宗“北狩”之后，为断绝瓦剌要挟之望，而另立新君，更是“社稷为重、君次之的一次郑重实践”。赵轶峰：《明代皇权转移之际的合法性博弈》，《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0-311页。
(5)从历史上说，不管是扶植本雅失里的阿鲁台，还是杀死本雅失里、扶植答里巴的马哈木，乃至先扶立后杀掉脱脱不花的也先，都曾向明王朝纳贡称臣，并接受明朝的爵号，定期入贡方物。但这时期的北元历任大汗始终以元室嫡脉自居，没有上表臣服，为了塑造蒙元帝系中断及漠北势力的臣服，明人极力宣称鬼力赤称可汗，废除蒙元国号。如何乔远说：“文皇帝初，鬼力赤立，称可汗，去国号，复称鞑靼。”和田清认为：“北元衰微以后，改称鞑靼可汗之说，只是明人的误称。”与其说是明人的误称，不如说是有意为之的结果。何乔远：《名山藏》卷108《王享记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32页。[日]和田清，潘世宪译：《论达延汗》，《明代蒙古史论集》（上），第357页。
(6)《明太宗实录》卷101，第1316页。
(7)《明太宗实录》卷101，第1316页。
(8)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0-97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72-273页。
(1)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0页。
(2)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0页。
(3)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0页。
(4)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1页。
(5)杨永康、王晓敏：《洪武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外交关系新探——从大国争衡到平等合作》，《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0卷第3期。
(6)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0页。
(7)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1页。
(8)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2页。
(1)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2页。
(2)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2页。
(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第271页。
(4)[苏]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第170页。
(5)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2页。
(6)[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蒙古颠覆世界史》，三联书店，2016年，第154页。
(7)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92页。
(8)[法]布哇撰，冯承钧译：《帖木儿帝国》，第132-133页。
(9)《明太宗实录》卷204，第2103页。
(10)杨永康、王晓敏：《洪武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外交关系新探——从大国争衡到平等合作》，《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1)杨永康、王晓敏：《洪武永乐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外交关系新探——从大国争衡到平等合作》，2021年第3期。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72-273页。
(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73页。
(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73页。
(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73页。
(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73页。
基本信息:
DOI：10.13874/j.cnki.62-1171/g4.2024.03.006
中图分类号:K248;D691;D829
引用信息:
[1]王红成.蒙古帝国之后：明朝与帖木儿政权的政治博弈[J].河西学院学报,2024,40(03):35-42.DOI:10.13874/j.cnki.62-1171/g4.2024.03.006.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河西走廊与中亚文明”（LSYZD21008）子项目“河西走廊与中亚的人文交流研究”; 2023年甘肃省高校青年博士支持项目“明代西域政局与西北边疆秩序研究”（2023QB-080）; 河西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张璁的政治理想及践行研究”（KYQD2020045）